赵藩撰写的”攻心”联悬于成都武侯祠孔明殿门前，全文如下：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上款为“光绪二十八年冬十一月上旬之吉”；下款为“权四川盐茶使者剑川赵藩敬撰”。光绪二十八年即公元年。而其中的“吉”字，根据《辞源》第一册第页上的解释是：“阴历每月初一。诗小雅小明：二月初吉，戴离寒暑。”“上旬之吉”也就是“上旬的初一”。
赵藩撰写”攻心”联的的用意显然是借三国时期诸葛亮用兵和治蜀的的经验来笔谏既曾经是学生而现在是自己的上司的四川总督岑春煊，表达了如何平定四川的义和拳起义的基本指导思想——就是要通过对敌方进行攻心而不是一味追求武力镇压，要效法诸葛亮当年“七擒七纵孟获”，从思想上瓦解义和拳队伍和起义，而不是单纯的依靠武力镇压来解决其问题；要审时度势而不是盲目的推行严厉的官吏管理制度。
赵藩是出身封建官僚世家，他干的第一件政事，就是参与剿灭在年云南爆发的杜文秀领导的滇西各族人民起义，为此，赵藩族叔一家在剑川被杜文秀起义军全部斩杀，赵藩后来也屡次为镇压各族民人民反清武装斗争而出谋划策。
“攻心”联的基本思想是要劝四川总督岑春煊对四川义和拳起义要“剿抚兼施”，而不是像前总督任奎俊那样“以剿为抚”。所以，赵藩与岑春煊的分歧，应该仅仅是在镇压四川义和拳的指导思想、政治和军事的策略上的分歧，而且有可能是仅仅在年11月30日之前的分歧，他们在最终要平定四川义和拳的目标上应该是一致的。
《四川教案与义和拳档案》一书有一篇《宁远府转饬悬赏捉拿义和拳各级首领札》的档案，其中这样记载：为通饬事。光绪二十八年十月二十日，奉总督部堂岑札开：照得匪拳首要，罪不容诛，断难任逃法网。而被胁入伙之人，略迹原心，实堪悯恻。现拟就简明告示，许胁从者改过自新，解散回家，各安生业，即是良民，不准追论前事。
从这一告示的内容看得出，在光绪二十八年十月二十日，即年11月19日，也就是在年11月30日撰写“攻心”联之前十余天，岑春煊就已经在逐步采取“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的分化瓦解的“攻心”战术了。
《四川近代史》关于岑春煊开始时镇压义和拳的记载如下：(岑春煊)27目接篆视事，“即于次日在北门昭觉寺诛匪百余人，”“以儆效尤”。他以为凭借新式晋军和他“勤王”赫赫战功，以及采取高压手段，就可以威慑住人民的怒火。恰恰相反，在他接印之后，义和团势力“愈张”，不仅占太和，据蓬莱，攻三台。而且在成都附郭“焚攻杀掠”。10月初旬，义和团在太平镇(今双流县)一带聚集力量，占领银家坝、圣灯寺、钓崖子、大面铺等地，清军疲于奔命，地方官无力抵御，当时报纸报道，“岑制军深以为忧”。岑春煊不得不承认，义和团是“前者骈诛，后者踵起”，“今日击退，明日复来。此股击退，彼股又至”。岑春煊毕竟是一个镇压人民的老刽子手，实行“清乱源”的谋略……
从《四川近代史》一书对岑春煊镇压四川义和拳的记载来看，岑春煊开始的时候是一个“主剿派”，但他比前任总督奎俊更为狡猾，他在看到单纯的武力镇压效果很差后，并在他带来的一批智囊的帮助下就很快转变为一个“剿抚兼施派”——他对义和拳“不在专恃兵力”，而开始严查保甲、整顿团练、参劾一批贪官污吏、要求官吏在处理官司时要“持平”、对百姓搞一点赈济、平祟等小恩小惠把戏、对起义队伍进行分化瓦解、对广大习拳群众进行欺骗、许诺、把镇压重点放在捕获义和拳首领上等等。
所以，“攻心”联大概应该是在岑春煊正在由“主剿派”自觉改变为一个“剿抚兼施派”的时期而撰写的。
可以看出，赵藩与岑春煊在镇压义和拳起义的基本思路上、策略运用上是不谋而合的。毕竟，岑春煊是由赵藩教出来的学生。对联撰写的社会背景其实就是清朝政府内部在如何镇压四川义和拳起义的策略上存在一些分歧——是“主剿派”还是“剿抚兼施派”。
赵藩撰写对联是在廖观音被捕之前与被斩杀之前，此时正是四川义和拳运动由盛到衰的转折的关键时期，所以对联不是反对镇压义和拳起义，而是如何使用“剿抚兼施”的策略更好地镇压的问题。岑春煊游武侯祠并看到“攻心”联，显然在年11月30日楹联撰写之后的事。由于没有找到可靠资料，无法确定其准确的时间。
对联对岑春煊的影响有两种可能。其一，一般认为，岑春煊是在“春游”时来到武侯祠的，而那年的春节是年1月29日，岑春煊来武侯祠的时间估计大约在年1月28日至2月12日元宵节之间，这已经是廖观音被斩杀之后的事情了。
所以赵藩的“攻心”联对岑春煊捕杀廖观音是没有多大影响的，要说影响也仅限于对廖观音死后的岑春煊治蜀有一些影响。
其二，如果是岑春煊在廖观音被捕或被杀之前就来看了对联，那对岑春煊镇压义和拳应该是有影响的。但无论是前者或是者后者，对联对岑春煊的治蜀应该是有一定程度的影响的，就如张志烈先生所说的：“后来，岑春煊在某些措施上暗中有所改变，不能说与此联无关”。
从岑春煊“佛袖而去”和“贬官”两件事来看，对联对岑春煊还是有很大的刺激的。至于岑春煊临走前将掌控四川财经大权的总督幕僚赵藩贬为比省级低一级的地方行政长官、却是正式官职的但又比较偏远的永宁道“道员”一职，并不是因为岑春煊对“攻心”联的基本思想内容不能接受、而仅仅是对赵藩这样闹得满城风雨的笔谏形式不能接受而已所造成的。
对于迷信超自然神力、迷信活观音加持后可以便刀枪不入的义和拳战士来说，在省府的闹市区公开斩首其无比崇拜的精神领袖廖观音，无疑会极大的动摇其造反的决心和信心，随着廖观音的人头落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四川义和拳暴动顷刻间便“灰飞烟灭”了。
所以岑春煊斩杀廖观音应视为是非常成功的运用了兵法中的“攻心为上”的战略的。可以确定的是：岑春煊后期的治蜀的做法的与赵藩的“攻心”联中的“攻心”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并且在治蜀上取得了很大的阶段性的成功，这同时也是武侯祠赵藩的“攻心”联深刻性的思想性的实践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