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饰遭政治协迫，是权力的任性。据沈从文考证，衣分等级，并形成制度始于西周。成“辨名分，明等威”工具，得到社会认同，则缘于历代王朝“服饰政治”推广。
王力《中国古代文化常识》认为，“衣有广狭二义。广义的衣指一切蔽体的织品；狭义的衣指身上所穿的”。《毛传》说，“上曰衣，下曰裳”；《说文》进一步阐释，“常，下帬也”（“常”通“裳”、“帬”“裙”）。一方面，统治者笃信“垂衣裳而天下治”；一方面，历代王朝需延续“改正朔，易服色”传统。
“服饰政治”由来已久。
汉代，规定“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明代得到细化，“令农衣绸、纱、绢、布，商贾止衣绢、布”，“禁商贩、仆役、倡优、下贱服貂裘”。条文壁垒森严，对“不应服而服者”如何“罪之”？《儒林外史》第二十二回，有“不应服而服者”被打案例。
原来，被打者王义安，从事妓院行业。按明代“服饰政治”规定，“倡优”属“贱业”。不得“服”读书人之“服”。这种情况下，王义安戴着读书人才可以戴的“方巾”，到酒楼会客，被两个穷得叮当响的秀才撞上，便“不由分说，走上去，一把扯掉了他的方巾，劈脸就是一个大嘴巴，打的乌龟跪在地下磕头如捣蒜，两个秀才越发威风”。最后，王义安“在腰间摸出三两七钱碎银子来，送与两位相公做好看钱”。
很明显，王义安惹祸，原因在错戴方巾。生活中如此，舞台上更是“宁穿破，不穿错”，严格按生、旦、净、末、丑程式穿戴。这些程式，已与观众达成政治认同。看到戴黄帽、穿黄蟒，就是皇帝；看到戴相貂、穿蟒袍的人，就是大臣。人物一出场，观众就知道人物年龄、性别、社会地位、生活境遇。若跟王义安一样，违规穿戴，台上台下将一片混乱。
好在王义安，用钱摆平了俩秀才。王善宝家的，就没这么幸运。《红楼梦》第七十四回，邢夫人陪房王善宝家的，分不清主仆等级，负责抄捡大观园时，得意忘形地撩贾探春的衣衫，被贾探春一个大嘴巴，打回了原形。王善宝家的怎会明白，“衣”即“服”者的“等级”，敬“衣”如敬“人”。撩主子之“衣”，等同欺主。京剧《打龙袍》，颇能阐释“衣”与“人”关系，是“服饰政治”典范之作。
《打龙袍》故事，讲述北宋仁宗年间，包拯陈州放粮，在天齐庙遇盲妇告状，有黄绫诗帕，证为仁宗帝生母。元宵节，包拯指皇帝不孝，太监陈琳证盲妇即李后。耐人寻味处，在李后要责仁宗，命包拯代打皇帝。皇帝如何打？考验深谙“服饰政治”的包拯临场发挥。一、不可真打，顾忌皇帝颜面；二、要给天下人一个说法。既然，“衣”即“人”，龙袍即皇帝，“打龙袍”即“打皇帝”。
这一“打”可不要紧，明君和贤臣均脱颖而出。百姓心中诸多块垒，在“打龙袍”的锣鼓声中轰然倒塌。一件衣服，将皇帝之错嫁祸佞臣，而铲除佞臣，一可修体制之弊；二可证吾皇英明。“垂衣裳而天下治”，古时服饰与政治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王俊良来源上海法治报
编辑周章龙
编审王宁